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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中国公民运动中的民间纪录片

2010/07/05

滕彪

轉載自[公法評論]

村里土地被村官賣掉,賬目卻并不公開,村民在律師、記者、學者的幫助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罷免村官運動。2005年廣東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興未艾的中國公民維權運動中一個著名案例,而艾曉明的紀錄片《太石村》記錄了這一事件,律師遭毆打,村民被抓捕,村莊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最后的鏡頭是拍攝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圍堵,車玻璃被砸碎,驚恐地撥打電話求救。制作人打上這樣的字幕“在拍攝過程中我發現很多機搆都有攝像機,我覺得村民也應該有一架屬于自己的攝像機。”

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壓制性政治體制造成的侵犯人權現象越來越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后極權政治體制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和對自由民主的要求,這可以來看做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國公民維權運動應運而生。而從互聯網來到中國之后,明顯地增加了公民運動的速度、廣度并改變了其面貌。從文字到照片,從圖片到視頻,從傳統媒體到公民記者,從單向傳播到信息互動,這個過程符合傳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規律,而紀錄片正在中國公民運動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我曾經以維權律師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權案件,非常強烈的一個感受是,中國既沒有獨立的司法,也沒有獨立的媒體,可以借助的為數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渠道傳播真相,訴諸公眾的輿論和道義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紀錄片以其圖像和人物的直觀性,最容易被人理解,產生共鳴,達到震撼效果;有時可以放大當事者的聲音、推進事件本身的進展,甚至會成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為關鍵的轉折點。

一類紀錄片是直接記錄某個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媽蹄花》,記錄了譚作人案開庭前,艾未未作為法庭證人在成都的種種遭遇。《老媽蹄花》出來之后,在網絡上十分紅火,爭相傳看,對于譚作人案的宣傳動員,居功至偉。以致艾曉明教授在講述譚作人等志願者調查四川地震的紀錄片《公民調查》之后,又推出《花兒為什么這樣紅》,記錄艾未未的地震調查工作和老媽蹄花。

奧運之前發生的楊佳案,在中國民眾尤其是網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亞于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一個孤僻的人》揭示了楊佳案的種種不為外界所知的真相。楊佳案之于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于艾曉明的意義:促成了一南一北兩個重要公共知識分子的某種轉變;他們以自己的行動和紀錄片作品,成為中國公民運動中的突出人物。

艾未未的《美好生活》講述的則是馮正虎爭取回國權的艱難曆程。馮正虎在日本成田機場堅持92天,成為公民維權運動中一個傳奇式人物。上海訪民前往營救、搖旗吶喊,twitter網民長期關注聲援,最后馮正虎得以回國,該案例極大地鼓舞了艱難抗爭的民間維權力量。2006年、2007年艾曉明教授冒着巨大風險完成的《中原紀事》和《關愛》兩部紀錄片,分別紀錄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愛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爭及艱難的上訴之路。艾曉明說:“我每次拍攝都會和當地政府產生直接衝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為“反動教授”,強力阻撓村民接受採訪。此外她的作品《開往家鄉的列車》講的是廣東打工者春節回家鄉的故事,《人大代表姚立法》則聚焦在扎根民間的活躍人士。這些作品也記錄了民間組織在基層的形成和努力,而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獨立制片人何楊的《弔照門》,講述了維權律師唐吉田、劉巍被北京市司法局弔銷律師證的事情。他的《應急避難場所》,講述的是維權律師倪玉蘭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為拆遷戶維權的過程中,被惡警打成殘疾,之后被誣告襲警,以“妨害公務罪”被判刑二年。出獄時,自家房屋遭報復性拆毀,只得流落街頭,在皇城根公園的一角的“緊急避難場所”搭起帳篷度日。面對鏡頭,她平靜地講述起多年來遭遇的慘無人道的虐待和酷刑。雖然從紀錄片的角度,太多的敘述和太少的場景變換會影響觀賞性,但故事本身的震撼力彌補了這些不足。倪玉蘭案雖然在几年前有過報道,但沒有引起太多注意。而何楊的紀錄片通過網絡傳播之后,twitter、微博上成千上萬的人轉發,倪玉蘭的故事才被廣泛關注,而迫害倪玉蘭的惡警肖巍等人也受到網民的強烈譴責。人們紛紛前去“應急避難場所”捐錢送物,表示支持,在“616端午節這天,網友組織了消夏晚會,聲援倪玉蘭,警方將倪玉蘭抓到派出所,網民干脆到派出所門口搭帳篷抗議。627日《南方人物周刊》報道了倪玉蘭,并提及網友“圍觀”派出所,這無疑進一步改善了倪玉蘭的境況。在圍繞此事件的公民行動中,紀錄片無疑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

另一類紀錄片則直接參與和記錄公民行動。比如在公民行動中轟轟烈烈的“福建三網民案”。200967月,因發布“嚴曉玲案”的網帖以及拍攝上傳相關視頻,范燕瓊、游精佑、吳華英3人被以“誹謗罪”刑拘、起訴并被法院判刑,這引起網民的持續關注和強烈抗議。圍繞開庭、宣判、出獄,前后有多次圍觀行動。每一次圍觀都有很多手持DV、手機、相機或專業攝像機的拍攝者,他們或者將聲音、照片同步傳到twitter、微博等社交網站,線上線下相結合,或者在事后制作紀錄片,詳細呈現現場情況及前因后果。《讓公民與正義比太陽更光輝》記錄了“19開庭的情況;而“4·16宣判日的圍觀行動,人數之多、場面之熱烈、組織之有序,值得一書。和番禺垃圾焚燒場事件、廈門PX事件之圍觀不同,三網民案之圍觀抗議者并非直接自身利益相關人,他們有着爭取言論自由的明確政治訴求。關于“4·16的紀錄片,在網上流傳的就有飄香版、評修版、小凡版三個版本,而綜述三網民案的何楊版紀錄片正在制作之中。

飄香制作的《公民行動:趙連海案庭外紀實》記錄了結石寶寶家長趙連海被審判時,大興法院門前的公民抗議行動。北京許志永、滕彪等人發起的暴力拆遷公民關注團,也主要以公民DV方式,直接記錄突發的暴力拆遷場面。在曆次圍觀“黑監獄”、營救訪民的公民行動中,攝像機不僅代表了公民權利,也同時具有話語權力的意味。駐京辦開設黑監獄、非法關押訪民的行徑,最害怕的就是曝光。在河北定州血案、福建汕尾血案等事件中,在數以萬計的暴力拆遷事件中,在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性抗議活動中,公民錄像既成為受迫害者留取證據的方法,也是向公眾傳播真相的手段。

2007年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新浪、六間房、土豆網、優酷等視頻網站開辟釘子戶視頻專欄,公民記者每天上載現場視頻,數千萬網民觀看傳播、參與討論,成為網絡公民運動的經典案例。之后的廈門PX事件,一部名為《我們不要GDP,我們要生存》的紀錄片在youtube等視頻網站播出,有人把這個短片稱作“中國在線影像行動主義”的代表。周曙光、北風等人在這些事件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公民記者的代表。在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的視頻作品《無錫水禍》、《我拿什么拯救你,太湖》,反映怒江小沙壩村民抗爭的《怒江之聲》,也是在環保領域記錄和推動公民運動的例子。

公民運動紀錄片將會得到快速發展,一方面,維權運動如火如荼,公民法治意識和抗爭精神迅速提高,民間NGO組織在艱難的法治環境中成長壯大并會扮演更活躍的角色,而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興起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意義。另一方面,視覺電子媒介發展迅猛,DV、電腦編輯、寬帶網絡、手機上網、博客、微博客快速普及, “視覺維權”、“影像維權”、“媒體行動主義”、“全民媒體”、“自媒體”概念將被廣泛關注。1990年代興起的新記錄運動,也不會再滿足于個人命運的單純記錄,和社區經驗的客觀呈現,而是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和參與意識,并在現實行動中展示影像的直觀力量。

記憶與遺忘也是中國公民運動紀錄片的一大主題。談及中國紀錄片運動,不可繞過胡杰。他在1995年就開始了獨立紀錄片制作,當年就推出《圓明園的藝朮家》和反映小煤窯工人生活的《遠山》。2004年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是中國獨立紀錄片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胡杰成為帶動公民影像運動的最重要的先鋒者和啟蒙者之一。2005年吉林藝朮學院女教師盧雪松因帶學生看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被校方停課,這件事也使胡杰、林昭、紀錄片受到公民社會的更多關注。之后,胡杰推出《我雖死去》,講述北京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女校長卞仲耘的故事;《我的母親王佩英》講述了文革時期,一位有着七個孩子的母親王佩英,面對謊言仗義執言,而被殘酷批斗繼而被判處死刑的故事。胡杰正在制作的紀錄片几乎都是“搶救曆史”的工作,無論是反右、文革還是更新近的曆史事件,對抗遺忘、挖掘真相,都是公民運動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地震之后,政府對媒體下達禁令,對民間調查者極盡阻撓威脅之能事,有些校舍廢墟旁有專人看守,禁止拍攝;學生家長被警告,上訪者被抓捕甚至判刑;譚作人因調查地震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被抓捕或判刑的還有黃琦、劉紹坤、曾宏玲、潘建林等人(潘建林是四川地震紀錄片《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的作者)。在這一背景下,艾曉明的作品《我們的娃娃》算是堅定而憤怒的抗議。她記錄了普通人的悲痛和抗爭,質疑了官方歌功頌德的宏大敘事。

艾未未的地震調查行動是2008年之后公民行動的主要一章。《4851》和《念》很難算是紀錄片,卻應該在這里提及。87分鐘的《4851》沒有情節,沒有人像,沒有場景,只有一長串遇難學生的名單和背景音樂。《念》則是由普通公民參與,每人念一個在地震死亡的學生的名字,將音頻匯總而成;這是以民間記憶對抗遺忘政策的典型案例;面對真實的死亡,面對一個無法歸類的作品,人們不得不反省自身對苦難、人性和體制的態度。如果更多的人自覺留存和分享集體記憶,則謊言和遺忘無法肆虐人們的精神生活。如果公民的維權抗爭旨在重建公民社會和政治結搆,那么與遺忘的抗爭則旨在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園和共同體的自我認同。

中國公民記者的另一個代表性人物是老虎廟。他的24小時博客廣為人知,除了發起“救助流民計划”、定期在博客上發布展現流民生活和遭遇的視頻以外,他近年來積極參與更廣泛的公民行動。雖然他的多數視頻作品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但因其具有即時性、草根性、持續性,逐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努力走向公民社會》是老虎廟最近的系列紀錄片。此外趙亮的《上訪》、王利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陳為軍關于艾滋病問題的《好死不如賴活着》等作品,也可以算是留存民間記憶的藝朮探索。

互聯網對中國公民運動的影響極為重要,對紀錄片同樣如此。艾未未在一次座談中說到:“打開攝像機,開始拍,別的都在其次。”面對越來越多的公民運動參與者和公民影像工作者,官方的封鎖堵截越來越捉襟見肘;民間除了郵寄、贈送、私下復制和播放之外,主要的傳播方式都依托于互聯網。一類是youtube、土豆、酷6等在線視頻觀看方式,包括可以發布視頻的個人博客;一類是電驢、BT等做種方式;還有米人、115網槃等網絡硬槃方式。公民傳播真相與政府的掩蓋、封殺,必將展開持續的搏斗,一個平民紀錄片的時代,一個公民運動紀錄片的熱潮,必將來臨;正如一個自由和真實的中國,必將來臨。

如果缺乏視覺表達和記憶,我們對曆史、社會的認識會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記,缺乏感情的沖擊,缺乏對痛苦的感同身受,我們的價值觀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艾曉明的這段話肯定了影像語言的優勢,而艾曉明、艾未未等人參與現實的直接行動,也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典范。前不久訪問北京的米奇尼克先生在與推友座談時說“在專制體制下,詩人就不僅僅是詩人,哲學家就不僅僅是哲學家。”對于關注參與公民運動的紀錄片制作人來說,他們從來不把自己僅僅當成是視覺藝朮家。當然,紀錄片制作人需要對代言人角色、對自身的話語權力和媒介的客觀中立性、對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具備適度的反思能力;但就當下中國而言,在一個缺少新聞自由、創作自由的體制下,在一個人權受到普遍踐踏、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精神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發掘真相、拒絕遺忘、關注弱者、批判專制,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紀錄片作為一種斗爭工具參與社會運動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從法國、加拿大、美國,到南美、中東,以及台灣、香港等地,都有大量的紀錄片作品在社會運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中國公民運動紀錄片正在發生的一切,將會丰富紀錄片的曆史,而且也必將丰富公民運動和政治轉型的經驗。紀錄的真正魅力在于拉近時空,聯接隔絕的世界。信息壟斷是專權者的有利武器,而公民影像使掩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僅僅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公民影像作品就已經使得專政機搆付出了巨大代價,可以想見,隨着公民影像運動的擴展,掩蓋真相將成為一種徒勞和過時的手段,那個時候,權力運行模式應該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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