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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始于前線參與——何楊的公民影像紀錄

2010/07/05

中國大陸目前正處于一個劇變的年代。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無處不感到這個時代強勁的動力,它拖扯着人們向前奔跑,全然不顧及身后所留下的瓦礫廢墟。曾經因貧窮而掩蓋起來的制度矛盾,在物質大丰富的今天則被陡然間放大并快速蔓延開來。而這樣一個混亂和充滿矛盾的年代給了紀錄制作人一個廣闊的創作空間。

 

近几年來,中國社會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叢生,權利被利益集團所壟斷,對財富的強取豪奪愈演愈烈。公平與正義在野蠻的搶奪中蕩然無存。司法被謊言、被欺騙、被虛偽所占據,執法機關成了利益集團的打手和工具。看着一幕幕司法丑劇的上演,一個良心未泯的人怎么能不憤怒呢!

前線參與是從2010422日,北京市司法局門前開始的。兩位勇敢而仗義執言的人權律師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弔銷律師執照,弔照聽證會在司法局舉行,數百名群眾前往聲援,大批警察高度警戒。公開的聽證會卻不允許哪怕一名社會旁聽者參加,而結果也是可以預期的。

大陸民眾從幼時起便被馴化要求服從,對公權力的敬畏與恐懼深深地印在頭腦中,這種超越法律的恐懼之心是所有威權者控制民眾最有效的手段。恐懼使得我們的語焉不詳,使得我們犬儒懦弱,使得我們是非遲鈍。而對于謊言和虛偽的漠視以及習慣性的接受更加重了整個民族的道德危機。有什么比摧毀一個民族的道德良知,摧毀一個國家的文明秩序更為深重的災難呢。

在《弔照門》之后一個更為慘痛的悲劇人生展現在我的面前。一位女律師由于幫助弱勢群體與公權力對抗,結果被警察施酷刑打殘身體,并被兩度搆陷入獄,住房及財產被搶奪一空,最終不得不棲身于長安街旁的一頂帳篷內。她的名字叫倪玉蘭。

倪玉蘭律師的遭遇讓我們有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那些曾經在小說里,在課本上,或者在電影中呈現出來的殘酷的法西斯和“反動派”猙獰的面目,如今卻換位成了曾經的正義代言人。這是一個多么巨大的諷刺啊!這使我想起一本在大陸的禁書《曆史的先聲》,該書收錄了中國共產黨40年代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和社論,均是其對民主的莊嚴的承諾。而這本共產黨的言論集卻被本黨列為禁書。當我們深究下去,就會發現這個體制的荒謬無處不在,掩蓋其上的不過是一層殘缺不全的窗紙。這種不斷的假設與否定,不斷的掩蓋與虛飾使得“真實”成為執政者避之唯恐不及的芒刺。

在此時此刻,紀錄已經不再是一種藝朮創作,而成為了一種武器,公民挑戰強權的武器。紀錄片的現實功效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自《應急避難場所》在網絡上公布之后,倪玉蘭律師被人們所知悉,加之主流媒體的跟進,在一段時間內,倪玉蘭的故事成為了網絡焦點。2010616日端午節,當數十名網友將往她的棲身之地為她過節的時候,數百名警察蜂擁而至,將倪玉蘭律師帶往派出所,而網友們則冒雨在派出所外進行了長達四個多小時的聲援和抗議,并最終演變為在王府井大街上的一次示威游行。自此之后,政府迫于輿論的壓力,對倪玉蘭律師的迫害才暫時告一段落。

在這次事件中,紀錄片顯示出了它超越影片本身價值的強大的輿論力量。曾經有朋友提出“圍觀改變中國、影像改變中國”,前者是以街頭非暴力抗爭的方式改變我們的社會,后者則是用影像對現實進行真實還原,打破政府對信息的壟斷,從而改變社會。

隨着技朮的發展以及各種方便快捷的錄像設備的普及,紀錄已不再為專業人士所獨有,而成為了大眾可以隨時取用的手段。在所接觸的諸多維權案件與維權事件中,我看到了大量的民眾DV紀錄,他們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但它們呈現出來的真實感和現場感卻是任何其它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赫索格的日子》中,我們可以看到“3·19”那段激動人心的現場實錄,它表現出的不單單是一個示威場面,我們在其中還看到了一個偉大而勇敢的女性,她的名字叫王荔蕻。她并沒有出現在畫面中,此時她正手拿着DV帶領着群眾沖在第一線。攝像機對她而言几無存在,那不過是她手中的一個武器,她不是在攝像而是在戰斗。從這些影像之中,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她的身體與警察身體的直接碰撞,可以感受到她的凜然正氣和錚錚鐵骨。她違背了几乎所有攝像教科書中所傳授的知識和技朮要求,但卻正因如此,它成就了一段經典影像。

《赫索格的日子》是一部集合了多人的DV實錄而完成的紀錄片。它講述了一個中國公民運動標志性事件——三網友案的前前后后。游精佑、吳華英、范燕瓊三人因為為一位訪民寫文章、錄制視頻而被福建當局以誹謗罪判刑入獄,此事件影響廣泛、轟動全國,各地的維權人士齊集福建,在法院門前進行了數次聲援抗議,并由此開創了公民街頭運動的新階段。正如片中艾曉明老師所說,它證明了中國人并不都是膽怯與懦弱,我們的勇敢是有可能的。在不公與不法面前,在不斷的掠奪與迫害之下,苟且便等同于自我埋藏。

 

網絡明顯影響着公民運動發展的速度和廣度,隨着twitter在中國大陸逐漸為人所知,用戶量快速增加,它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維權人士與政治異議人士的輿論基地。公民運動的聯絡與組織在此有了一個可靠的保障。隨着人們掌握了手機上推(Twitter)的方法,使得突發事件和街頭運動有了直播的可能,圖片與視頻的上傳更增加了其現場感,這使得每一位推友都成為了現場參與者。而親臨實地的維權人士也因此有了加倍的勇氣,因為他們知道在他們身后有着成千上萬的支持者。

Twitter同時也是公民影像的發布窗口。隨着一個事件的結束,新聞短片以及其后的專題紀錄片會使人們對事件本身有個更為真實和全面的了解,并使得該事件在一定的時間段內保持新聞熱度。而公民影像本身也往往影響着事件的走向,《應急避難場所》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可以說twitter和公民影像的結合,大大地改變了中國公民運動的面貌。

目前,在中國大陸,twitter和公民影像尚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專業人才的匱乏是公民影像發展的瓶頸。目前活躍在第一線的專業公民紀錄片導演不過數人,他們以胡杰、艾曉明、艾未未為代表,我本人在今年也加入到這個行列;另外一些草根導演如老虎廟,他制作了大量的影像視頻均流傳甚廣。而有意願加入到這一行列中的人們更是大有人在,相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上,對他們進行適當的專業培訓,更多的公民影像紀錄者將會大批地涌現出來。

 

紀錄片作工具參與會運動史可以追溯到60年代。、加拿大、美,到南美、中,以及台、香港等地,都有大量的紀錄片作品在社會運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中公民運動紀錄片正在生的一切,將會丰富紀錄片的史,而且也必丰富公民運動和政治型的經驗紀錄的真正魅力在于拉近空,接隔的世界。信息壟斷專權者的有利武器,而公民影像使掩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僅僅是目前為數不多的公民影像作品就已使得機搆付出了巨大代,可以想着公民影像運動展,掩真相過時的手段,那個時候,行模式應該會發生有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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